成为汉文帝身边最受重视的年轻臣子。
初任太中大夫的贾谊，满怀“致君尧舜”的理想，立刻着手为汉文帝规划治国蓝图。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他向汉文帝呈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开篇便指出“汉承秦制，然秦以法治国，失之于酷；汉当以儒治国，补之以礼”。在疏中，贾谊以儒家“仁政”思想为核心，结合阴阳五行学说，设计了一整套汉代礼仪制度：主张“改正朔”，将汉朝的历法从秦朝的“颛顼历”改为更符合农耕需求的“夏历”；主张“易服色”，根据五行学说确定汉朝为“土德”，官员服饰、仪仗应以黄色为主；主张“制法度”，修订法律条文，减少严苛刑罚，体现“仁政”精神；主张“兴礼乐”，制定朝廷礼仪与民间婚丧嫁娶的规范，以礼乐教化百姓，凝聚社会共识。然而，此时汉文帝刚即位不久，政权尚未完全稳固，朝堂上还有不少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侯”，他们更习惯汉初“无为而治”的政策，认为贾谊的改革方案“过于激进，难以推行”。汉文帝权衡再三，最终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但也对他的远见表示认可，常与他讨论治国理念。
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贾谊敏锐地发现社会上出现了“背本趋末”（百姓放弃农业，转而从事商业）和“淫侈之风，日日以长”（权贵阶层追求奢侈享乐，民间攀比之风盛行）的现象。他深知，农业是古代王朝的“根本”，若百姓都弃农经商，一旦遭遇天灾，必然会出现粮食短缺、社会动荡的危机。于是，他再次上疏汉文帝，写下著名的《论积贮疏》。在疏中，贾谊痛陈“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指出“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并提出具体对策：一是“劝农”，下令各地官员鼓励农民耕种，对垦荒多、粮食产量高的农户给予奖励；二是“积贮”，在各地建立粮仓，征收粮食储备，以备饥荒之年；三是“抑商”，对商人征收重税，限制商人购置土地，防止商人兼并农民土地。汉文帝看完疏文后，深以为然，立刻下诏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一方面减免农民一半的田租，另一方面下令“商贾不得衣丝乘车”，从政策上引导百姓回归农业生产。此后数年，汉朝的农业生产逐渐恢复，粮食储备日益充足，为后来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政治层面，贾谊还注意到一个潜藏的危机：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大多居住在京城长安，他们手握兵权、结交朝臣，对中央政权构成了潜在威胁。为此，他向汉文帝提出“遣列侯就国”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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