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金融层面的布局也在悄然进行。陈凡深知，未来的投资风口，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而国内现行的金融体系无法满足。他必须将目光投向境外，尤其是深圳和香港。但如何将境内的资金合法、隐蔽地输送出去，是个难题。
他再次想起了周国华，但这次不是做电子元器件，而是利用其深圳渠道的“灰色”属性。周国华在深圳混迹多年，对“侨汇券”、“边境贸易”等灰色地带的玩法门儿清。陈凡通过加密渠道联系上周国华，这次不提货，只提“想帮海外的一位亲戚，在深圳找点投资渠道，需要一些‘特殊’的结算方式”。
周国华此时刚从胡胖子事件的阴影中走出，对陈凡既敬畏又依赖，闻弦歌而知雅意。他很快回话，提供了两条路径：一是“侨汇券”渠道，陈凡可以在境内用人民币购买稀缺的侨汇券，通过特定关系人，在香港兑换成港币或美元；二是“边境贸易”形式，陈凡以“雅集”名义，向深圳某公司“采购”并不存在的“文化用品”，支付人民币，对方则在香港向其指定的账户支付等值外币，当然，中间要抽取高额佣金。
这两条路，都有风险，且成本高昂，但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几乎是唯一可行的跨境资金通道。陈凡权衡再三，决定双管齐下，但严格控制规模和频率。他先是利用胡胖子“赔偿”的那几根小金条，通过极其隐蔽的方式，在省城黑市兑换了一部分侨汇券，再通过周国华的关系，在香港换成了少量港币，存入那个早已开立的澳门离岸账户。这笔钱不多，更像是一种测试和铺垫。
更大的动作，他留给了“边境贸易”的形式。他让周国华在深圳注册了一家名为“深艺文化用品贸易商行”的空壳公司，专门用于走账。然后，以“雅集”需要引进“海外先进文物修复材料及设备”为由，与这家空壳公司签订虚假的采购合同，金额控制在当时政策允许的个人外汇额度之内，通过银行正常汇出人民币，周国华则在香港将扣除佣金后的等值港币，打入他的澳门账户。整个过程，合同、发票、报关单一应俱全，表面上完全合规。
做完这一切，陈凡感觉像是在刀尖上跳完了一支舞。他并未将大量资金转出，每次只是极小额的试探，目的是打通渠道，验证可行性，并让周国华习惯这种模式。他知道，这些渠道如同走钢丝，随时可能被政策收紧或监管打击所断绝，因此必须极度克制，且做好随时切断联系的准备。
这日，陈凡再次站在县城地窖那面水泥墙前，墙后，是沉默的芯片和笔记。他轻轻敲击墙壁，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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