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〇年五月，燕京。
答辩结束的那天下午，阳光好得有些不真实。丁平从法学院的老楼里走出来，站在台阶上，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天。梧桐树的叶子已经长得很密了，把整条路都罩在阴影里，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来，在地上画出一片一片的、晃动的光斑。他手里攥着一本黑色的封皮论文，封面烫金的字在光里闪了一下，又暗下去。
经济法，双博士。六年，两个学位，十九岁。他现在也可以自豪的说是燕大的杰出校友了，十九岁的双博士，不说后无来者，那也是前无古人。
他在台阶上站了几秒，然后把论文夹在腋下，走下台阶，沿着那条被梧桐树荫覆盖的路往校门口走。路上人不多，偶尔有骑着自行车的学生从身边掠过，车铃叮叮当当的，在安静的午后显得很清脆。湖面上有人在划船，船桨划破水面，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很轻，很远。
他没有特别激动。不是不激动，是那种激动已经在这六年里被一点一点地释放掉了。每一次考试，每一篇论文，每一个深夜的台灯，每一本翻到卷边的书——那些东西已经把所有的情绪都拆成了细碎的、日常的、不值一提的瞬间。他只是在做完了一件事之后，觉得应该吃一碗面，加一个荷包蛋。
回到宿舍的时候，室友们都不在。他们比他大四五岁，有的已经工作了，有的在读博，有的在准备出国。宿舍里很安静，只有窗外的蝉在叫，一声接一声的，像是永远停不下来。丁平把论文放在桌上，倒了一杯水，站在窗前看着湖。湖面上那艘船还在，划船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船还是那条船，油漆已经有些斑驳了，但还能用。
电话响了。
他走过去，拿起听筒。
“丁平，答辩结束了？”是爷爷的声音，丁平听出了紧张和压在胸腔里的期待。
“结束了，爷爷。”
“怎么样？”
“通过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丁伟没有说话，但丁平听见他轻轻吐了一口气，那口气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慢慢吐出来的，带着一种压抑了很久的重量。
“晚上回来吃饭。”丁伟说。
“好。”
丁平放下电话，站在窗前又看了一会儿湖。夕阳西下，湖面被染成橘红色，那些船靠岸了，空荡荡地在水面上轻轻地晃。他转过身，开始收拾东西。书架上的书要打包，衣柜里的衣服要叠好，抽屉里的笔记本要归类。六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收拾起来，也就是两个纸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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