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家或数十户，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旁户素役属豪民，皆相承数世”。所谓旁户，实质是高度依附豪强地主的世袭佃农，近乎半奴隶身份，世代被牢牢固定在地主土地之上，无法迁徙、无法脱籍、无法自立，对豪强拥有极强的人身依附性。
这些底层旁户，既要向豪强地主缴纳高额地租、承担无偿劳役、供其肆意役使，还要全额承担官府摊派的赋税、徭役、杂捐，所有层层盘剥的压力尽数压在底层百姓身上。据宋代户籍统计，川峡地区旁户占全区总户数七成以上，偏远州县更是高达八成至九成，一户世家大族往往掌控数千户旁户，世代奴役、层层压榨、盘剥无度。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蜀地底层百姓遭受的剥削最为严酷、生活最为穷苦、生存空间最为狭小，推翻豪强压迫、挣脱人身枷锁、改变贫富格局的诉求，也最为强烈、最为迫切。
除却根深蒂固的地方旧弊，北宋灭蜀之后的一系列暴政苛政，彻底压垮了蜀地民生，成为起义爆发的直接推手。乾德三年（965年）宋军平定后蜀，将士军纪涣散、纵兵掳掠、肆意搜刮，对蜀地百姓造成极大创伤。平定后蜀之后，北宋朝廷为充盈中央府库、掠夺蜀地百年财富，将后蜀皇宫、官府囤积的百年积蓄尽数迁往开封：金银珠宝、铜币珍玩等贵重“重货”，绢帛布匹、锦缎丝绸等商贸“轻货”，无一遗漏。
为完成这场举国掠夺式的财富搬运，朝廷强行征发数万民夫，水陆两路昼夜兼运，这场浩大的财富转运工程持续十余年之久。无休止的徭役、无偿的劳力、严苛的督役，彻底耗尽了蜀地民力，让本就困苦的百姓雪上加霜。
蜀地成都平原人稠地狭、耕地有限，百姓仅靠农耕难以糊口，多数农户世代兼营纺织、采茶、织造等家庭手工业与副业，以此补贴家用、维持生计。然而北宋朝廷为垄断蜀地富庶商贸、独占茶布暴利，先后设立博买务、茶马专卖制度，彻底斩断百姓生路。
博买务垄断全境布帛贸易，严禁百姓、小商贩自由织造、自由买卖，所有布匹锦帛必须由官府低价统购、高价统销。地方豪强趁机勾结官府、操纵市价、释贱贩贵、投机倒把，层层盘剥渔利，无数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小商贩倾家荡产，民间家庭手工业彻底崩塌。随后朝廷又将蜀地茶叶纳入官方专卖体系，对茶农低价强购、压价盘剥，灾年之时更是低价收茶、高价售粮，双向掠夺底层百姓，导致大批茶农破产流亡、生路断绝。
人祸未止，天灾又至。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四川全境遭遇特大旱灾，田地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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