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重其学，直接赐予科名、录入仕籍，成为宋初布衣献书、以文入仕的典范。
经过十余年持续搜集、收缴、征集、奖励献书，北宋官方藏书规模极速增长。至开宝末年，中央三馆藏书总量突破八万卷，极大修复了五代战乱造成的文献断层，系统性重建了国家典藏体系，为两宋三百年崇文兴教、学术繁荣、史学兴盛、典籍传世奠定了极为深厚的文献根基。
在搜集藏书、复兴文治的同时，赵匡胤极为重视前朝史料整理与官方修史，命重臣领衔系统编修五代典章、前朝实录，接续正史脉络、保存历代制度文献。
建隆二年（961年），朝廷由当朝司空王溥领衔主修，完成《唐会要》一百卷、《周世宗实录》四十卷，系统整理唐代典章制度、礼乐赋税、官制沿革与后周一朝军政史实，补全乱世缺失史料。
乾德元年（963年），王溥再修成《五代会要》三十卷，汇总梁、唐、晋、汉、周五代典制、政令、礼俗、赋税、兵制，条理清晰、考据严谨，为后世研究五代制度保存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官方史料。宋初官修史书体系的建立，彻底扭转了五代无正史、文献散乱、史事失载的乱象。
除文治典籍建设之外，宋太祖一改五代后周严厉灭佛、禁佛的政策，对佛教采取止杀存寺、适度扶植、规范管理、因俗利用的稳健国策，开启宋代包容、有序、稳定的宗教治理格局。
自唐武宗会昌灭佛、后周世宗显德禁佛两次大规模法难以来，天下佛寺大量拆毁、僧尼强制还俗、经像焚毁、寺院田产籍没，佛教发展遭受毁灭性打击，南北寺院残破、教法凋零、信仰失衡、民间宗教秩序混乱。
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甫登帝位，便针对两次法难遗留的宗教残局颁下国策：凡前代已经拆毁的寺院，不再复建重修；现存完好、未遭损毁的寺院，尽数予以保留、准许正常存续。朝廷彻底终止了五代以来持续严苛的反佛、毁佛政策，不再大规模打压、取缔佛教，转而采取包容管控、适度扶持、规范秩序、利用教化安定民心的治理思路。
这一政策成为宋代祖宗家法之一，此后北宋历代帝王基本延续太祖定立的宗教国策，对佛教既不滥兴奢靡、过度崇奉，亦不残酷禁毁、彻底打压，实现宗教与朝政、民生、社会秩序的长期平衡。
在宽松稳健的宗教政策之下，宋初佛教逐渐恢复生机、重振传承。乾德四年（966年），僧人行勤等一百五十七名僧众上书朝廷，请求西行游历西域、远赴天竺求取真经、寻访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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