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通道，大幅提升了宋代选官制度的开放度与公正性。
乾德二年（964年），赵匡胤再推新规，创立科举复试制度。针对初选考官徇私舞弊、取舍不公、优劣失衡的弊端，朝廷对初选合格举人增设二次审核复试，层层把关、严查纰漏、杜绝舞弊，进一步保障科举录取的公允严谨。
开宝元年（968年），朝廷再度细化新规，专门针对官僚子弟下诏：凡在职官员子弟应试科举，必须单独另行复试。此举专门防范官宦子弟依托家世特权、暗通考官、徇私登科，严防权贵子弟凭借门第挤占寒门名额，极大遏制了官僚阶层世袭垄断仕途的风气。
开宝三年（970年），赵匡胤开创性设立特奏名制度，专门体恤屡次落第、久困科场的寒门士人，是宋初极具笼络效果的特殊取士政策。制度规定：凡常年参与礼部省试、朝廷廷试却屡次落榜的举子，可经地方举荐、特例奏名，获准破例参与殿试。朝廷不拘泥于当场考试成绩优劣，一律赐予出身、授以低微官秩，使其跻身官僚队伍、食禄于朝。
特奏名制度逐年推广、录取人数持续递增，至中后期，特奏名录取人数几乎与正常正取进士人数持平。这一制度极大安抚了终生苦读、屡试不第的落魄士人，消解了失意士子对朝廷的怨气，收揽天下读书人心，彻底杜绝了历代“落第举子聚众作乱”的隐患。但与此同时，无门槛、大批量吸纳士人入仕，也让官僚队伍急剧膨胀、人员冗杂、职级泛滥，为北宋中后期积重难返的冗官弊政埋下深远隐患。
在殿试制度改革上，赵匡胤更是彻底重塑科举顶层权力格局。早在武则天时期，虽曾于洛城殿亲策贡士，但仅是偶尔为之、未成定制，殿试并未常态化。
开宝五年（972年），赵匡胤彻底打破旧例，正式在皇宫讲武殿亲自召见所有会试合格进士与诸科举人，皇帝亲临阅卷、亲定名次、亲核优劣，随后御笔下诏、朝堂放榜。自此，殿试正式成为宋代科举常式、定制不改。
殿试常态化之后，科举最终名次、及第取舍尽数由皇帝亲自裁定、最终敲定，地方考官、礼部省官再无最终决定权。赵匡胤借此改革，将天下取士大权彻底收归皇帝独掌，天下士子皆为“天子门生”，不再依附考官权贵、不再隶属世家朋*，从根源上杜绝了唐代以来考官与门生结党营私、把持朝政的门阀朋*党之弊，极大强化了皇权对官僚体系的绝对掌控。
除选官改制之外，宋初法制紊乱、刑条错杂，五代遗留律令严苛混乱、条目繁杂、轻重失度、前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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