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受馈赠，名为人情往来，实则变相行贿受贿、结党营私、败坏政风，成为官场腐败的隐蔽渠道。
武宗君臣采纳御史台奏议，下诏严格限制百官丧葬规格、禁止官场借丧敛财，取缔奢靡攀比之风，斩断官吏借人情之名行贪腐之实的灰色渠道，极大净化了朝野交际风气，堵塞廉政漏洞。
其二，改革官俸制度、保障俸禄足额按时发放，安定基层官心。
中晚唐长期存在一大吏治隐患：唐代本就官俸微薄、不足以养廉，加之乱世财政拮据、地方吏治废弛，州县官吏俸禄常年拖欠、发放无期。基层官员薪俸不足以养家糊口，常年清贫拮据、生计艰难，久而久之便心生贪念，不得已盘剥百姓、搜刮民财、贪赃自奉，这是基层贪腐泛滥最根本的现实诱因。
与此同时，朝野重内轻外、乐近厌远的风气根深蒂固：百官人人贪恋京师繁华、争相滞留京司美差，导致京城官僚臃肿冗滥、人浮于事；而边疆远地、荒僻州县、气候恶劣、民生艰苦的区域，人人避之不及、无人赴任，最终形成繁华之地官满为患、荒远之地缺官废治的畸形吏治格局，严重破坏地方治理、加剧区域失衡。
为彻底解决这一积弊，武宗即位之初便着手整顿俸禄体系。开成五年（840年）三月，武宗初掌朝政，即刻下制全面调整百官俸料标准，规范各级官吏薪资等级。李德裕入相之后，进一步细化落实、强力推行。
会昌元年（841年），朝廷采纳中书门下改革建议，正式下诏严令保障内外百官俸禄足额、按时发放，严禁地方截留、拖延、克扣官俸。朝廷深知：高薪未必能绝对养廉，但无俸绝对不能守廉。稳定足额的俸禄，是官吏安心履职、廉洁奉公的基础保障。此项制度落地后，从根本上缓解了基层官吏生计窘迫的困境，大幅减少了官吏因生计所迫铤而走险、贪赃枉法的现实诱因，为廉政建设筑牢民生根基。
其三，纾解官吏京债、解决履职困境，从源头减少贪腐动机。
晚唐官场还有一项积弊深久、无人根治的顽疾，即官员京债缠身。彼时天下士子、候补官员赴京候选、等候授官，常年滞留京师、耗费巨大，无俸禄收入、生计艰难，大多只能借贷度日、负债累累。待到授官上任，身负巨额债务的官吏，为偿还京债、填补亏空，几乎无一例外搜刮州县、盘剥百姓、贪赃渔利，成为晚唐官场无法根除的潜规则，史载“赴京赶考、待选官人皆有债务，上任还债，是以贪赃，罔不如此”。
武宗君臣清醒认知：仅靠严刑峻法，无法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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