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执掌中枢之后，朝廷的肃贪廉政建设从帝王个人意志，升级为系统化、制度化、全国性的国策，廉政整治范围覆盖南北朝堂、内外百官、州县基层，力度空前、贯彻始终。
会昌元年（841年）正月，武宗正式下诏定立贪腐量刑铁规，打破历代刑罚对官僚的优待宽纵，严明律法一视同仁：“朝廷刑罚，理当一视同仁，官吏贪赃枉法，不应该有特殊待遇。”诏书明文划定死刑标准：内外文武百官，但凡贪墨收纳赃物丝绢满三十匹者，一律处以极刑。
同年二月，朝廷再度加码严法、收紧尺度，颁布更严苛的惩贪敕令：官吏贪污赃款满千钱者，即判死罪、绝不姑息。在历代王朝律法中，对官吏贪赃设定如此之低的死刑门槛、如此严苛的惩戒标准，实属罕见。武宗君臣以正式诏敕确立刚性惩贪标准，足见其根除官场贪腐、重塑清廉政风的坚定决心。
纵观会昌一朝六年光景，严惩贪吏、肃整官风的国策从未松弛、从未反复，即便多次举行天下大赦，也始终坚守“官典犯赃不赦”的铁律，绝不因庆典恩典纵容腐败。
会昌二年（842年）四月，群臣为武宗敬献尊号、朝野大庆，朝廷例行大赦天下、宽宥罪徒。但此次大赦诏令依旧明确划定禁区，将官吏贪赃与十恶大罪、谋逆叛国、故意杀人等重罪并列，一概不在赦宥范围之内，不因盛典宽纵贪官，杜绝官场侥幸之心。
会昌五年（845年）正月，泽潞平定、天下底定，朝廷再度大赦寰宇、安抚民生。诏书中依旧重申贪赃官吏永不宽免的准则，同时直言治国纲领：“除去恶人，进贤纳士，将命令执行起来，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吏与罪犯，这好比天降神灵，廉政建设也有所成效。”
此言既是朝廷治国理念的公开宣示，也是武宗君臣对会昌年间廉政成果的自我肯定。历经数年严刑肃贪、整饬吏治，晚唐泛滥百年的官场贪腐之风得到强力遏制，贪墨畏法、官吏自律、政风清正，成为会昌中兴最核心的政治成效之一。
除严刑惩贪之外，武宗与李德裕的廉政建设极具务实远见，并未单纯依赖酷法治吏，而是洞察贪腐根源、对症下药、标本兼治，推出多项配套新政，从根源减少官吏犯赃的诱因。
其一，整饬丧葬奢靡、杜绝变相行贿受贿，净化官场交际风气。
会昌元年（841年）十一月，御史台上奏针砭时弊：晚唐朝野奢靡成风，京城文武百官、庶民士绅但凡丧葬之事，动辄大操大办、铺张攀比。官场之中，官员借治丧之机广收奠礼、攀附权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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