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传递停战修好的诚意。与此同时，唐朝正式派遣外交使团出使吐蕃，开启两国重启邦交、消解积怨的进程。
唐朝的善意迅速得到吐蕃朝廷回应。同年六月，吐蕃赞普遣使论与勃藏入长安朝贡、答谢修好，两国中断已久的常态化使节往来正式恢复。自此数年，吐蕃连年遣使入朝，朝贡不绝、往来频繁，边境对峙氛围持续缓和。
为进一步夯实和平格局、固化双边友好关系，元和四年（809年）五月，李纯再遣祠部郎中徐复持节出使吐蕃，带去朝廷睦邻诚意，深度磋商边境事务、化解历年积隙。此番出使圆满成功，彻底抚平了德宗末年以来的边境对立隔阂，唐蕃关系正式重归和睦。此后数年间，两国信使络绎不绝、礼尚往来，边境烽烟平息、百姓安居乐业，西北边疆迎来久违的稳定发展局面。
对于双边交往中偶发的小规模边境摩擦、部族纠纷、地界争议，李纯始终秉持审慎克制的态度，秉持“守和不示弱、退让不失底”的原则，妥善调解处置，不因其小衅开启大战，坚决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大局。因此自元和初年直至元和十三年（818年）的十余年间，唐蕃之间基本保持稳定友好的和平态势，西北无大战、边防无大乱，为唐朝集中兵力财力平定淮西、成德等中原藩镇，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外部环境支撑。
但李纯的怀柔修好，绝非无底线的妥协退让，而是战略隐忍、以和蓄力的政治智慧。在关乎国家疆域安全、核心利益的原则问题上，他立场坚定、寸土不让、绝不妥协。
随着两国和平日久，吐蕃为固化既得利益、合法化历年侵占的大唐疆土，屡次遣使请求重启唐蕃会盟，希望以官方盟约形式，锁定当前实际控制的侵占土地。对此，李纯有着极为清醒的战略判断：会盟的核心是划定疆界、明确权属，若仓促会盟，无异于默认吐蕃侵占河陇故土的既定事实，沦为后世隐患。
因此他明确抛出会盟先决条件：若吐蕃诚意重修盟誓、巩固邦交，必须先行归还多年侵占的安乐州、原州、秦州三州故土，两国再重新勘定疆界、订立盟约；若吐蕃拒不归还侵地，则坚决暂缓会盟、维持现有边境状态，绝不妥协立约、自弃国土。
这一强硬立场，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地缘战略考量。当时唐朝正着力安抚西南南诏政权，稳固西川南线边防。唐廷以强硬态度制衡吐蕃、坚守疆界底线，既能压制吐蕃扩张野心，又能向南诏传递大国底气、稳定西南藩属人心，避免西南、西北两线同时生乱。
吐蕃权衡国力与局势后，深知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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