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挖新漕渠，终点与永丰仓渭水干流汇合。自此江淮漕船可一路水运直抵长安城下，实现隋唐大运河全线贯通通航。天宝二年（743年），全年经黄河、运河输送至关中的漕粮多达四百万石，创下唐代漕运总量历史最高纪录。
四、币制整顿与天宝后期苛敛之风滋生
自高宗延续至玄宗开元年间，铜矿开采、冶炼、铸造成本居高不下，朝廷常年面临铸钱亏损。官府为压缩开支，不断降低铜币含铜比例，大量轻薄劣币流入市面，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流通乱象；民间百姓转而多用绢帛充当等价物交易，货币体系紊乱。
李林甫主政财政时，曾调拨国库积存绢帛大量收购民间私铸劣铜小钱，试图抬高良币币值、稳定市场物价，但收效有限。待到杨国忠掌权，推出更彻底的货币整治方案：官府批量铸造成色足额、形制规范的标准良币，以新良币平价回收市面上劣质私钱；同时改良冶铜、铸钱工艺流程，压缩铸造成本，在全国各大产铜州县增设官办铸钱熔炉。持续回收与新币投放并行，劣质铜钱逐步退出流通市场，中前期混乱的货币秩序暂时得到平复。
盛世长久安定、物产丰饶，却也让唐玄宗日渐滋生骄奢之心，沉溺奢靡享乐，对金银珠玉等珍宝的占有欲愈发强烈。敛财之臣顺势迎合帝王喜好：王鉷执掌财税时，千方百计搜刮各地金银珍货进献内库；杨国忠上位后进一步改革贡赋制度，加重盘剥，下令各地原本运送入京的笨重贡品，全部折算为金银、绫罗等轻便贵重货品上缴，充盈皇室私藏。上行下效之下，地方各级官吏争相搜刮奇珍金银频繁进奉，各类苛杂进奉层出不穷，底层百姓赋税压力持续加重，开元初年轻徭薄赋的良政逐步被横征暴敛取代，为天宝末年民生凋敝、社会矛盾激化埋下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