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长途陆路、水路运输的损耗与人工开销，极大压缩漕运、陆运成本。除此之外，李林甫牵头订立全国统一的布帛、铜钱分级核算标准，规范各地财税折算尺度，避免地方官吏随意克扣、中饱私囊，完善了唐代实物、货币并行的财税核算体系。
天宝十三年（754年），大唐国力、户口达到全盛顶峰。全国辖三百二十一郡、一千五百三十八县、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乡；在册户籍九百零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户，人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口。史书明确记载：“户口之盛，极于此”，这组数据也成为开元天宝盛世经济繁荣最直观的佐证。
二、漕运改制：分段转运解决关中粮荒
隋唐两朝定都关中长安，关中腹地虽有山河险固，却并非天然粮仓。本地平原面积有限，水系分配不均，旱涝灾害频发，粮食亩产难以供给都城百官、禁军与皇室庞大人口。加之开元年间府兵制崩溃、募兵制全面铺开，朝廷需要常年供给数十万职业边军口粮，西北前线军需时常要从关中调拨，进一步加剧京城粮食短缺。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本是转运江淮粮米的要道，但旧有全程直运模式耗时漫长、损耗巨大、运力受限，始终无法彻底化解关中缺粮困境。
粮食供给紧张之时，皇室只能移驻东都洛阳就食，玄宗在位期间先后五次前往洛阳，核心缘由皆是关中粮食歉收、仓储空虚。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玄宗启用深谙漕运利弊的裴耀卿主持全面漕运改革，废弃此前旷日持久的全程长途转运，创立分段节级转运制度。裴耀卿调整沿河行政区划，分出汜水、武陟、荥泽三县地界新设河阴县，修建核心中转仓河阴仓；于清河县筑柏崖仓；黄河三门峡东岸设集津仓、西岸置三门仓；将陕州旧常平仓更名太原仓，华州广通仓改称永丰仓，搭建起以河阴仓、柏崖仓、太原仓、永丰仓四大仓储为枢纽的层级转运网络。
全新转运流程分工清晰：江淮产粮区的米粮沿运河北上，先存入河阴仓，不必径直驶入洛阳；再分两路经黄河、洛水分流，转运至含嘉仓、柏崖仓、集津仓；粮食抵达三门以东后，改陆路翻越山隘运至三门西盐仓；继而复走水路西运至太原仓，最后顺渭水直达长安关中。
玄宗全力支持裴耀卿的漕运新政，分段转运大幅提升漕运运载量与通行效率，关中粮荒得到显著缓解。开元二十二至二十四年短短三年间，运抵长安的漕粮累计高达七百万斛，京城官仓储备日益丰厚。
这场漕运变革意义深远：充足粮米稳定长安民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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