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大唐边疆双线承压，北疆突厥叛乱持续蔓延、西线吐蕃势力疯狂扩张，吐蕃已然成为威胁大唐河西、陇右腹地的头号强敌。张文瓘审时度势，向唐高宗直言利弊：大唐国力有限、兵力分散，若长期深陷朝鲜半岛拉锯战，必然无力兼顾西线吐蕃威胁，得不偿失。他恳请李治调整国家战略重心，收缩东北战线，全力聚焦西线对抗吐蕃。
晚年的李治采纳了这一战略建议，决意放弃对朝鲜半岛的绝对掌控，主动收缩东北边防兵力，默认了新罗在半岛的扩张成果，承认新罗“尽取百济旧地、疆域推进至高句丽南部边境”的既定事实。
自此，唐朝正式放弃熊津都督府管控权，彻底退出百济旧地。历经十余年东征血战、付出无数军民伤亡换来的东北疆域成果付诸东流，大唐彻底丧失了对朝鲜半岛的统治权。东北边疆格局彻底重塑，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大部分区域，而大唐自此再也未能重返半岛核心区域经营势力。
唐高宗中后期的突厥、半岛两场边疆变局，本质是大唐战略决策失误与治边理念失衡的集中体现。北疆杀降失信，透支了大唐百年羁縻政策的公信力，导致游牧部族离心离德，后突厥百年边患由此生根；东北功成弃土，耗尽国力军力的东征成果拱手让人，错失掌控东北亚格局的绝佳机遇。
两场战事之后，大唐边疆由贞观、永徽时期的全面开拓、四方臣服，转为守成收缩、隐患丛生，为武周时期边疆动荡、藩镇隐患萌芽埋下了深刻的历史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