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元二年，即公元675年，四月，正是洛阳暮春芳菲、西苑景致最盛之时。唐高宗李治携皇太子李弘，一同游幸洛阳西苑中的合璧宫。合璧宫本是高宗时期专为皇室游宴避暑营建的离宫，殿宇精巧、水景环绕，绮云殿更是宫中临苑观景的核心殿宇，平日里便是太子随侍高宗、商议琐事、休憩小坐的常处。
谁也未曾料到，一场看似寻常的伴驾之行，竟成了太子李弘的绝命之旅。在绮云殿内，李弘不慎饮下暗藏剧毒的酒浆，毒发迅猛，御医仓促施救却回天乏术，这位素来仁厚、深得高宗期许的储君，骤然暴毙于合璧宫中，年仅二十四岁。
李弘之死，对本就身患风疾、精神孱弱的唐高宗李治，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李治自登基以来，便极为器重这位嫡长子，李弘早立为太子，生性仁孝谦和、体恤民情，曾多次为受牵连的皇室宗亲求情，也常劝谏高宗宽减徭役、抚恤百姓，朝野上下皆对其寄予厚望，视之为李唐江山最合适的继任者。骤然丧子，且是丧送储君，李治悲痛欲绝，全然不顾历朝历代的礼制规矩，做出了一件史无前例的举动——追尊已逝太子李弘为皇帝，赐谥号“孝敬皇帝”。
这一举措，是中国古代皇权礼制上绝无仅有的特例：父亲尚在帝位，却追尊已故的儿子为皇帝，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李治对这个早逝的儿子，倾尽了最后的温情与尊崇：下旨以天子之礼，将李弘厚葬于洛阳郊区的唐恭陵，陵墓的规模、建制、陪葬规制，完完全全比照当朝皇帝的标准执行，丝毫没有因他是故太子而有半点减损；同时诏令满朝文武，全部依照为皇帝服丧的礼制，为李弘服丧三十六日，举国举行规模盛大的国葬，以示哀荣。李治还亲自动笔，撰写《睿德纪》碑文，命人刻成巨碑，立于恭陵一侧，字字诉说对爱子的思念与褒奖，让其身后之名永留后世。
唐恭陵的营建，极尽奢华宏大。为了匹配皇帝陵寝的规制，朝廷征调数万民夫，耗费国库钱财以亿计数，整座陵墓占地广袤、神道悠长、石刻森严、地宫繁复，成为整个中原地区规模最为庞大的唐代帝陵。其工程之浩大、劳役之繁重、耗费之巨，甚至远远超过了大唐开国皇帝高祖李渊、一代明君太宗李世民的帝陵。
如此超负荷的徭役与奢靡耗费，最终彻底激起了民间怨愤。天下百姓被无休止的差役逼迫得流离失所、农耕荒废，万千民众厌倦苦役、怨声载道，街头巷尾尽是百姓的哀叹悲泣，史载“万姓厌役，呼嗟满道”。不堪重负的百姓，为了逃避这永无止境的苦役，纷纷拿起石块，砸向督造恭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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