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元代法统，又确定大明的法统是传自大元，就可以顺势继承大元的疆域。
就算是控制不到的区域，也算是保留了宣称权，随时可以用这个理由去宣战。
明初时候的几次对外战争，包括成祖朱棣征讨草原，征讨安南，都是用的这个理由。
此外在元明交际的时代，明廷也有不少官员，在元代也是官员。
特别是地方上，有大量的元代旧官吏，很多士绅地主在元代也是士绅地主。
承认元代法统，也是团结这部分人，吸收他们进入大明的体系中。
而等到了土木堡之变后，再到了嘉靖朝抗倭和俺答两场对外战争后，思想风气又发生了变化。
失去了军事上的自信，文化上也开始失去自信，而明初那种开疆拓土的精气神也散了，也没人再提开疆拓土了，大明朝才开始严守华夷大防，思想界风气也开始逐渐保守。
苏泽显然是要扭转这种风气的。
至少要让朱翊钧这个皇太子改变这个想法。
严搞华夷大防的结果，本质上是一种“夷狄恐惧症”，这种恐惧症甚至病态到连夷狄的土地都不愿意占领，认为这些土地都是“脏东西”，占领了会污染华夏的纯粹性。
明代中晚期其实也有几次对外战争的胜利，但是胜利后反而主动后撤，就是这种“夷狄恐惧症”的结果。
而苏泽要做的，是要回到朱元璋的道路上去，也就是不再用血统来区分夷狄华夏，而是用文化上来区分！
简单的说，就是你认同中华文明，就是华夏人！你不认同中华文明，血统上是汉人，那你也是夷狄！
这种区分方式，比起狭隘的血统主义，所建立的国族认同更加广泛。
而与此同时，这种国族认同下，大明也可以对更多地区保持“宣称权”，等真正需要对外扩张的时候，也能够减少内部的阻力。
这就是思想上的斗争，思想上的斗争总要比现实中的斗争更快一步，因为不能等到现实问题摆在面前的时候再讨论。
而隆庆时期，恰恰也是一个好的历史节点。
刚刚打赢了对倭战争，民族信心有所回升。
边关太平，商贸复苏，国家吏治稳定，官府也相对廉洁高效。
工商繁荣带来的思想繁荣，各种理论也有讨论空间，而不是晚明那种极端环境。
这个时候抛出苏泽的“华夏观”，恰恰是最好的时候！
除此之外，苏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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