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4年底又写了一份补充报告。那份报告更长，更细，涉及凶手可能的生活习惯、可能选择的作案时间、可能使用的交通工具。
他甚至推测了凶手可能携带的工具：一把刀、一条绳子或者一根铁丝、一个用来装东西的袋子或者提包。后来的事实再次证明了他的判断。奇卡提洛作案时随身携带的，正是一把刀、一个帆布包，有时候还带着绳子。
但这份报告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1984年秋天，专案组的布控正在收窄，预算在被削减，莫斯科来的专家陆续回去了。布哈诺夫斯基的报告被塞进了档案柜，跟其他材料放在一起。偶尔有人翻出来看一眼，然后又放回去。
没有人根据这份报告去修改布控方案，没有人根据这份报告去重新筛查前科人员的名单，没有人根据这份报告去调整审讯的策略。
在1984年的罗斯托夫，一个精神病学教授写的关于凶手心理特征的分析报告，在官僚系统的优先级列表上，排得并不靠前。
布哈诺夫斯基自己后来很少提起这件事。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很简短的话：“我做了我能做的。剩下的，是别人的事。”
1984年9月，奇卡提洛在顿河畔罗斯托夫火车站被便衣警察盘查、抽血、释放的那一天，布哈诺夫斯基的报告已经在科斯季耶夫的档案柜里躺了将近一个月。
那份报告里有一句话，科斯季耶夫后来在接受内部调查的时候提到过。那句话写的是：“凶手可能已经被你们盘查过，但因为某个技术性的原因被排除了嫌疑。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重新审视排除的依据。”
科斯季耶夫当时看了这句话，没有多想。血型比对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奇卡提洛是A型，现场精斑是AB型。这是“技术性的原因”，而且看起来无可辩驳。
他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个“无可辩驳”的技术判断，让奇卡提洛又多活了六年。
布哈诺夫斯基后来参与审讯奇卡提洛的时候，已经是1990年冬天了。他在审讯室里跟奇卡提洛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张桌子。他后来回忆说，他当时看着奇卡提洛的脸，想起了自己六年前写的那份报告里的每一个字。
他想起自己写过“凶手在日常生活中看起来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他想起自己写过“你们可能会觉得抓错了人”。
他坐在那里，看着对面那个戴眼镜的、头发稀疏的、面容疲惫的中年男人，心里想的是：报告没有写错。
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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