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简修拿出一页纸递了过去。
林琅接过看了两眼，发现是翰林院修的史。
【万历八年，始造煤茧，西山煤商辐辏，煤课益增，惟室宇卑隘者，苦其烟薰。】
略过那些晦涩用词，林琅一眼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皇帝呢？”
张简修面露无奈，“问题就出在这儿，昨天我带人去查煤铺的时候，二哥就留了个心眼儿。”
“昨晚翻了一宿，发现修史的故意把皇帝隐去了。”
要说这种事不算稀奇。
尤其是放在朱翊钧身上的春秋笔法更是玩出花了。
在关于万历三大征的记载中，只写下宁夏平、朝鲜平、播州平，完全不提这三场硬仗的武功。
最后留下一句三场征伐巨大耗损。
明里暗里指大明之亡，始于这三场由皇帝拍板的大征。
可如果不打这三场仗，大明只会亡的更快。
不打宁夏之役，西北就成了藩镇割据，各地总兵必定会纷纷效仿。
不打播州之役，西南土司将脱离大明管控，云贵川三地祸乱无穷。
不打朝鲜之役，朝鲜覆灭，日本以朝鲜为跳板，进而染指大明，其余藩国兔死狐悲，朝贡体系彻底崩塌。
不论怎么说，这三场军事战争都是朱翊钧富有长远战略的决策，免于大明受到三方夹击。
唯一的问题是短期代价太高，高到倾尽所有，掏空家底。
除了三大征，其他方面文臣也在闹幺蛾子。
像平日里的起居注，朱翊钧不上朝，不补官员，就用怠、荒等贬义词形容，只字不提身体有病。
写大臣上疏劝谏，多写疏极论其害，凸显大臣忠直，奈何皇帝不听话。
最经典的莫过于写民生，遇到灾年蠲免税收时，只写一句诏免结束。
要是听话的皇帝，则会写成‘某地大灾，帝悯之，诏免其赋，民大悦。’
“这是谁写的？”
林琅攥着那页纸轻声问道。
张简修撇撇嘴，“还能有谁，状元郎张泰征呗。”
“果然是他。”林琅点点头，却是拿张泰征一点办法没有。
史官敢用春秋笔法，就是因为写的是事实。
去其美，存其弊。
起居注里写朱翊钧不顾形象，弄得满身污渍。
再写推行藕煤，刻意不让二者联系在一起。
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