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头沉默了一下。当他再次开口时，声音里的"前下属"的克制被一种更冷的、更属于KDB行长而不是雷曼韩国主管的东西取代了。
"我要对首尔的董事会负责。我要对韩国金融监管委员会负责。我要对韩国的纳税人负责。我带着真金白银来和你谈。不是华尔街那种'我对你的公司有兴趣所以我们先签一个没有约束力的意向书然后拖六个月'的游戏。是真的钱。几十亿美元的真的钱。"
"而你给我的回应是什么？你让你的团队拖了三周。你不给报价。你不给时间表。你在等什么？等股价涨回去？"
闵裕圣停了一下。
"SEC的裸卖空禁令已经过去一周了。你的股价涨了几天又跌回来了。保尔森的火箭筒对着的是两房，不是你。你到底在等什么？"
富尔德的太阳穴开始跳。那种他在过去一个月里越来越频繁地感受到的、在愤怒和恐惧的交界处产生的脉搏加速。
他想要咆哮。
他想对着电话说"雷曼不是你在打折货架上随便捡的东西"。
他想提醒闵裕圣：一年前你还在这栋楼里给我汇报业绩，你凭什么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但他没有。
不是因为他学会了克制。是因为他在过去三天里刚刚看完了那份路博迈剥离方案的反馈报告。他让投行部门带着一百亿的价码去市场上试水。
结果是：没有一家潜在买家愿意在这个价位认真谈判。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反报价都没有收到。
一百亿太高了。市场不认。
甚至市场里愿意出八十亿的也寥寥无几。
所以他现在手里没有什么牌可打。如果他吓跑了韩国人，那市场会立刻把雷曼生吞活剥。他知道这一点。
他不能把另一张也打废。
"裕圣。"富尔德的声音压了下来。
"六到八美元太低了。这个你知道。但我理解你有你的约束。"
"那你的报价是多少，理查德？"
这是整个电话里最关键的时刻。
闵裕圣给了六到八。市场价是十六。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是十到十二。一个正常的、理性的谈判者会落在这个区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