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东征接过来，手指在封皮上摩挲了一下。硬皮的，很光滑。“谢校长。”他说。
蒋介石又说了几句勉励的话——什么“党国栋梁”，什么“前途无量”，什么“好好干”。陈东征听着，脸上没有表情。没有高兴，没有激动，什么都没有。他只是站在那里，像一个等着被问完话就可以走的人。蒋介石说完，挥了挥手，让他走了。陈东征转身走出正厅。阳光照在脸上，他又眯了一下眼睛。
陈诚跟出来，在他旁边走。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走到院子里的桂花树下，陈诚停下来。
“这一次，”他说，“你的危机解除了。”
陈东征看着他。陈诚的脸上有一种他看不懂的表情——不是高兴，不是欣慰，是一种更复杂的、像是“我替你挡了一刀”的东西。
“而且因祸得福。”陈诚继续说。
“什么意思？”
“校长记住你了。”陈诚的声音很低，“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陈东征站在那里，看着他的叔叔。这个人在国民党里权势滔天，在蒋介石面前说得上话，能替他把告状的信压下来，能替他把薛岳的责难挡回去。但现在他站在一棵桂花树下，说“校长记住你了”的时候，声音里有骄傲，也有疲惫。陈东征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他只知道，他不想被记住。他只想走，只想在这条路上走得远一些，再远一些。
“我知道了。”他说。
陈诚看着他，看了一会儿，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去吧。”
陈东征转身走了。走出行辕大门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陈诚还站在桂花树下，背着手，看着他的方向。阳光照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长长的，黑黑的。陈东征转回头，走了。
沈碧瑶站在行辕外面的街角，等着他。她看到他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本子，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她走过去，走在他旁边。两个人都没有说话，走了很久。
“他给你什么？”沈碧瑶问。
“本子。”陈东征说，“让我记日记。”
沈碧瑶看了他一眼，没有再问。
当天晚上，陈东征一个人坐在城墙上。他把那个本子拿出来，翻到第一页。纸很白，很厚，上面印着淡淡的横线。他拿起笔，想了很久。写什么呢？写今天蒋介石夸他了？写陈诚说“校长记住你了”？写他站在桂花树下，觉得这个世界很荒唐？他写不下去。
最后他写了几个字：“我被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