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常新、吏治不衰。反观李林甫久居相位十九年，独断专权、闭塞言路、结党营私，最终酿成天宝祸乱、社稷动荡。
由此李德裕得出治本之论：频繁迭代宰辅、坚持政在中书，既保障中枢权责完整、政务有序，又杜绝权臣固化、朋*党滋生，是固本清源、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
武宗全盘采纳其治国方略，确立了尊相而不纵相、抑宦而不乱政的完美中枢平衡：既彻底恢复中书省裁决政务、统领百官的核心职权，让宰相有权有责、实心辅政；又通过任期限制、制度制衡，防范宰相权力过度膨胀、滋生专权朋*党。这套刚柔并济、权责平衡的中枢制度，彻底修复了晚唐崩坏的政治架构，让朝堂运行重回正轨。
会昌末年，武宗再度深化中枢改革，下诏恢复中书舍人参与台阁常务、参议朝政、核查政令的核心职权。中书舍人执掌诏令草拟、政务审议、百官文案核查，是中书省核心职官。此前百年，其职权被宦官、枢密使逐步侵夺，形同虚设。此次职权恢复，进一步完善了中书省的政务闭环，细化中枢决策、审议、执行、核查流程，成为武宗一朝强化相权、规整中枢的又一重要制度举措，南衙文官集团的整体声威与执政能力大幅提升。
中枢体制规整之后，武宗与李德裕将改革触角下沉，直指晚唐吏治腐败的根源——仕途泛滥、铨选混乱、官吏素质低下、寒门无进路、豪门垄断仕途。
唐末名臣刘允章曾直陈晚唐弊政，将仕途太滥列为社稷巨患；北宋史学家范祖禹亦评价，晚唐亡国之祸，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之外，吏治冗滥、官风败坏乃是核心隐患，其危害丝毫不亚于藩镇与宦祸。晚唐以来，科举浮薄、门荫泛滥、地方滥奏官缺、冗官遍地，大量庸官、荫官尸位素餐，不仅空耗国库财政、加重百姓负担，更滋生层层贪腐、败坏地方吏治，彻底动摇王朝统治根基。
为正本清源、净化官僚队伍、从源头整顿吏治，李德裕主持、武宗下诏推行全方位铨选改革，严控官吏选拔入口、严管官员任职流程、约束特权入仕渠道，系统性重塑晚唐选官制度。
其一，严格进士覆试制度，精简录取规模，拔擢真才、裁汰浮薄。
唐代进士科是朝堂选官核心渠道，本为吸纳人才、充盈官僚队伍的良制。但时至晚唐，进士科风气败坏、浮华成风，士子重辞藻、轻实学，攀附权贵、奔走门路，科考徇私舞弊、虚浮不实之风盛行，史载“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也”，大量不学无术、钻营投机之徒借此入仕，严重拉低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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