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续又委任其为淮南等五道两税使。程异任职期间，大刀阔斧革除江淮地区钱粮征管的积年弊病，严查贪腐、规整税制、疏通钱粮流通，极大肃清了东南财税乱象，充盈国库收入。
同年三月，李纯再度优化财税体系，任命河东节度使李鄘兼任诸道盐铁转运使，统筹全国盐铁专营、赋税征管，层层压实理财重任。
元和六年（811年），理财名臣王播执掌盐铁转运事务，成效斐然、国库大增。据其奏报统计，仅元和五年一年，江淮河岭以南、兖郓等各大盐院，盐税收入便高达六百九十八万五千五百贯，创下中唐以来盐税收入新高，国家财政彻底摆脱危机、愈发充盈。
得益于朝堂吏治清明、财税改革见效、战乱平息、天下安定，元和六年（811年）大唐迎来天下大稔的盛世丰年，全国粮食大丰收，粮价跌至谷底，京城及中原腹地米价一斗仅值二钱，百姓衣食充足、安居乐业，民生达到中唐鼎盛状态。
李纯执政始终高度重视农桑为本、民生为本，将农业生产视作治国根基、强国根本。他屡次下诏严令天下各级地方官吏，摒弃奢靡怠政之风，将督促、巡查、劝课农桑作为核心政务，集中精力安抚百姓、鼓励耕种、发展农事，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民生根基。
对于国家屯田、营田体系，李纯更是高度重视、大力扶持。自唐初沿袭而来的官营屯田制度，是朝廷充实军粮、盘活荒地、保障边防、稳定农业的重要根基。大唐立国以来，朝廷依托沿边军府闲置空地、全国荒芜土地，大规模设立营田机构，巅峰时期全国官方屯田共计九百九十二处，规制完善、体系成熟：司农寺管辖屯田，每屯定额三十顷；各州、镇、军管辖屯田，每屯定额五十顷，遍布全国、兼顾内地与边防。
李纯持续沿用并优化屯田体系，选派能吏管理、减免屯田赋税、鼓励开垦荒地，让官营屯田持续发挥效用，既盘活了闲置土地、提升粮食产能，又减轻了国家军费与民生开支，为元和中兴的盛世局面筑牢了最坚实的农业与民生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