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朝臣的不信任，导致中枢政令朝令夕改、前后矛盾，执政体系混乱无序。朝堂之上派系纷争、人事倾轧不断，官员人人自危、不敢担当、畏首畏尾，只求明哲保身，无人敢真心为国理政、尽心匡扶朝纲。
正因如此，德宗朝即便偶有贤臣辅政、偶有新政善举，能短暂透出一丝中兴新气象，也终究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无法长久维系、落地深耕。无尽的人事纷争、帝王的猜忌制衡、混乱的中枢政局，彻底困住了李适早年的宏图壮志。空有复兴大唐、救国兴邦的理想抱负，却终因自身心态崩塌、治国失策、用人失当，让所有中兴夙愿尽数落空，只能眼睁睁看着江山日渐颓败、社稷步步沉沦。
李适执政生涯最大的转折，始于削藩惨败与奉天之难的心理重创。建中年间，他意气风发、锐意进取，力排众议推行强硬削藩政策，意图终结百年藩镇割据乱象、重塑中央皇权。可接连爆发的四镇之乱、泾师兵变、朱泚叛乱，彻底击碎了他的政治理想。长安陷落、帝室蒙尘、宗庙受辱，自己狼狈出逃、漂泊无依，身陷奉天孤城、朝夕难保，数次濒临绝境。
绝境之中的生死煎熬，让李适彻底丧失了抗争的勇气，对平叛复国、肃清藩镇彻底失去信心。叛乱最危急之时，眼见长安沦陷、叛军势大、四方藩镇坐观成败，无人勤王护驾，深陷绝望的李适甚至生出彻底放弃关中的念头，一度决意放弃京师、远逃成都避难，效仿玄宗避乱蜀地，彻底逃避眼前的乱局。
彼时若非名将李晟慷慨进言、力挽狂澜，坚定向其陈述平叛大势、誓死效忠护主，再加上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据守要道、忠心勤王、恳切劝阻，极力挽留圣驾、稳固军心民心，李适大概率会弃长安于不顾、远遁巴蜀。
这一次极致的挫折与溃败，彻底暴露了李适锐气易折、抗压性极差、遇挫即颓的致命性格缺陷。经此一役，他对藩镇的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逆转，从锐意进取、强硬征伐转为畏战避祸、姑息纵容。建中数年辛苦经营、好不容易形成的削藩大好局势、来之不易的中兴机遇，就此彻底葬送、转瞬归零。大唐彻底失去了根治藩镇乱象的最佳窗口期，各地藩镇割据专横、肆意妄为的局面彻底固化，积重难返、终唐之世再无挽回之机。
相较于对外对藩政策的崩塌，对内对待宦官的态度逆转，更是贻害中晚唐百年的致命恶果。李适即位之初，深恨代宗朝宦官乱政、贪赃枉法、祸乱朝纲，故而严斥宦寺、打压宦权、严禁宦官干政，是初唐肃清朝廷的一大善政。
但泾师之变、长安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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