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主东宫之后，李亨数次更名。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更名李绍；天宝三载（744年），最终定名为李亨，此名伴随其日后储位生涯与帝王一生。
自开元二十六年入主东宫的那一刻起，李亨便彻底告别了十王宅岁月的安稳蛰伏，终生深陷无尽的政治漩涡与权力围困之中，终身不得舒展。
环绕在太子李亨身边的政治威胁，首当其冲的便是权臣李林甫。开元末年至天宝初年，李林甫独掌相权、专断朝政、党羽遍布朝野，为人嫉贤妒能、阴险狡诈，奉行“杜绝言路、排抑异己”的为政之道。他因当初力荐寿王未果，深恐太子即位之后清算旧怨、报复自身，故而将李亨视为毕生政敌，处处打压、步步构陷，成为悬在东宫头顶最大的政治阴霾。而天宝年间继任相位的杨国忠，凭借外戚身份专权跋扈，延续了与太子的对立态势，前后两任权相，构成了围困李亨十余年的核心政治势力。
更令人心寒的是，面对李林甫一轮又一轮的精准打击、连环构陷，唐玄宗始终冷眼旁观、默不作声，从未出面制衡权臣、庇护太子。玄宗深谙帝王制衡之术，他既立李亨为储，又绝不允许东宫势力坐大、羽翼丰满，生怕太子权势过盛，重演玄武门之变、贞观夺嫡的宗室之乱。因此，他刻意纵容李林甫打压东宫，借权臣之手制衡储君、分割皇权，维持朝堂势力平衡。帝王的猜忌与制衡，成为李亨储位生涯最大的枷锁。
纵观开元、天宝之交的七八年，虽是李亨一生政治生涯中最为安定的短暂时光，却也是他终日压抑、步步谨慎的隐忍岁月。彼时李林甫的打压虽从未停歇，却尚且留有余地，未曾触及废储底线，未能撼动其太子根本地位。朝野上下，历经太子李瑛废杀、储位更迭的动荡之后，立储争议暂时平息，朝堂趋于表面平静。
玄宗对这位在十王宅封闭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皇子知之甚深：李亨无外戚强援、无朝堂私党、无藩镇根基，性情恭谨内敛、行事低调守拙，无僭越之心、无夺权之举，政治资本单薄，不足以威胁皇权。故而玄宗对其颇为放心，不愿再度上演一日废杀三子的惨剧，无意轻易剥夺其储君之位。这份帝王的“放心”，并非偏爱与信任，而是源于对太子弱势的掌控，是李亨用极致的隐忍换来的短暂安稳。
天宝五载（746年），平静彻底破碎，这一年成为李亨储位生涯中至为凶险、多灾多难的至暗之年，两场连环大案接踵而至，几乎将其彻底拖入深渊。
天宝五载正月，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身兼河西节度，手握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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