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躬身自省、倡导节俭，精简宫廷用度、杜绝奢靡浪费，以身作则践行道家“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理念。但这种优良风气仅局限于皇室与核心朝堂，未能形成自上而下、遍及全国的社会风尚。地方官吏奢靡腐败、铺张浪费之风屡禁不止，上层节俭、下层奢靡的割裂现象长期存在，背离了道家举国清静、上下守简的治世要求。
其三，频繁对外用兵，损耗国力、激化矛盾。《道德经》倡导“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主张慎战、止戈安民。但唐太宗执政期间，为开拓疆土、平定边患、稳固四夷格局，多次对外用兵，先后征讨突厥、高昌、高句丽等势力。连年战事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透支了初唐积累的民生国力，加重了百姓兵役、粮草供给的负担，间接激化了社会矛盾。
正因这些未尽的缺憾，贞观盛世并非绝对的完美治世。至太宗晚年，民生疲敝、赋税增重、徭役繁重的问题逐渐凸显，地方零星爆发农民起义，盛世之下暗藏隐忧。唐太宗晚年已然自知得失，深刻明白自己的施政举措，距离《道德经》所要求的“圣人无为、万民自化、天下大同”的君主标准尚有极大差距。因此，他临终前特意叮嘱太子李治，切勿全然效仿自己的执政方式，希望后继之君能进一步恪守安民之道、摒弃征战之弊、深耕无为治世的内核，弥补自己一生的施政缺憾。
综上，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以道治国、学以致用的典范帝王。他深耕《道德经》智慧，将古典哲学完美转化为治国实践，缔造了贞观盛世；却又受限于时代与阶级的桎梏，未能实现道治理想的终极落地。其一生的施政得失，也恰恰印证了中华传统治道“知行合一、精进无止”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