础——性恶论，即认为人性需要通过法度加以约束与引导，而非单纯依靠道德感化。
不过，刘备与诸葛亮的治国方略并非单纯照搬法家思想，而是坚持法礼并用、威德并行。他们强调“训章明法”“劝善黜恶”，以法律为制度本体，坚守公平客观、赏罚分明的原则；以德教为治理手段，以教化百姓、移风易俗为根本目标。他们借鉴商鞅变法中的合理法理与制度经验，却不迷信其极端的权威主义，而是将法家的严明法度与儒家的礼义教化有机结合，把严格执法与道德教化融为一体，形成了独具蜀汉特色的“法治革新”。
经过这一系列系统性改革，蜀汉政权的行政效率得到显著提升，长期混乱的吏治逐渐走向清明，社会风气大为好转。而到了蜀汉后期，执政者费祎多次大规模推行大赦，时任大司农的孟光便直接引用刘备、诸葛亮时期厉行法治、反对滥赦的旧例，对费祎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斥责，足见诸葛亮法治思想对蜀汉后世影响之深。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刘备在永安宫病重垂危，临终之前将国家大事与年幼的继承人刘禅一并托付给诸葛亮，明确赋予他“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的最高执政权力，使诸葛亮成为蜀汉事实上的掌舵人。此时的蜀汉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夷陵之战惨败，国力损耗巨大、军心受挫；南中地区相继发动叛乱，地方割据势力蠢蠢欲动；外部曹魏虎视眈眈，东吴关系破裂，外部环境极度恶劣，政权存续面临严峻考验。
从公元223年正式开府治事，到公元234年病逝于五丈原前线，诸葛亮独自执掌蜀汉军政大权长达十一年之久。他的治理范围覆盖蜀汉全境，核心区域即为益州，其制定的制度、推行的政策、形成的治理经验，不仅支撑蜀汉政权在危局中站稳脚跟，更深刻影响了后世对巴蜀地区的治理理念与施政模式。
一、政治整合与制度建设
1. 建立“宫府一体”制度
针对东汉中后期以来宫廷与政府机构相互牵制、政出多门、效率低下的积弊，诸葛亮大刀阔斧进行政治改革，以丞相府作为全国政务中枢，总揽军政、民政、财政等一切要务，实现宫廷事务与中央政府机构的高度一体化运作。这一制度极大削弱了内廷干政风险，集中了中央权力，提升了行政决策与执行效率，强化了朝廷权威，为稳定政局、推行改革提供了坚实保障。
2. 厉行法治，整顿社会秩序
面对刘璋统治时期“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地方豪强肆意专权、法度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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