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为国内休养生息赢得了宝贵时间，同时通过“间接管控”的方式，维系了东汉与西域的联系，为后世恢复对西域的管辖保留了基础；莎车国在初期的“拥汉拒匈”，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匈奴的扩张，为河西地区的稳定提供了屏障。
从“失”的角度来看，刘秀对莎车王贤的野心缺乏足够警惕，初期的“默认”与后期的“政策摇摆”（先赐都护印绶，后又收回），不仅助长了贤的骄横，引发西域动荡，还损害了东汉的政治信誉；而拒绝十六国请置都护，虽符合当时国情，却也让西域诸国对东汉的信任度下降，导致后续恢复西域管辖的难度大幅增加。
总体而言，刘秀的西域政策是“务实”而非“理想”的——它虽未能实现东汉对西域的直接管辖，却在国力有限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东汉的核心利益，为“光武中兴”的治世局面提供了边疆保障。而这段历史也证明，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始终依赖于“国力强盛、民生安定”的内在基础，任何****的“激进政策”或“过度妥协”，都难以实现边疆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