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予夺之权”）。例如，周武王灭商后，将弟弟周公旦封于鲁、召公奭封于燕、姜尚封于齐，这些封地的土地所有权仍归周王，诸侯仅拥有“使用权与管理权”。
诸侯从周王处获得封地后，需履行“朝贡、助战、镇守边疆”的义务，同时可将封地“再分封”给卿大夫——诸侯将封地中“肥沃、靠近都城”的土地分给卿大夫作为“采邑”，卿大夫则需向诸侯缴纳贡赋、提供军事支持。
卿大夫从诸侯处获得采邑后，会进一步将土地“细分”给士阶层，士再组织农民耕种井田。各级贵族（诸侯、卿大夫、士）虽掌握土地的“管理权”，但均无“所有权”，不得擅自买卖、转让土地——这一规定从制度上确保土地始终归周王所有，避免因土地私有化引发“贫富分化”或“贵族割据”。
井田制的有效运转，依赖于“严格的生产组织”与“清晰的赋税体系”，它将农民、贵族、周王紧密连接在“土地—生产—收益”的链条中，既保障了农业生产的有序进行，也为西周王朝提供了稳定的财政收入。
井田制下的农业生产，以“八户农民为一个生产单位”，实行“集体耕作与个体耕作结合”的模式，核心原则是“先公田，后私田”。
每年春耕时节，八户农民需先集中力量耕种“公田”——农民们共同开垦、播种、灌溉、除草，农忙时甚至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确保公田作物的长势。公田的耕作由“士”或贵族委派的“田官”监督，若农民消极怠工，会受到“减少私田收成”或“增加劳役”的惩罚。之所以“优先耕种公田”，是因为公田收获是“贵族向周王缴纳贡赋的基础”，也是贵族自身财富的重要来源，必须优先保障。
公田耕作完成后，农民才能回到自家私田进行耕作。私田的种植品种、耕作方式由农民自主决定，收获全部归农民所有——农民可将私田收获的粮食“留作口粮”“饲养家畜”或“交换日用品”，若收成好，还能“储存余粮”，改善家庭生活。这种“先公后私”的模式，既保证了贵族与周王的利益，也给了农民“自主经营的空间”，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井田制不仅是“生产制度”，更是西周王朝“赋税征收的核心载体”，通过“公田收获”与“额外贡赋”的结合，形成“层层向上”的赋税体系：
公田的全部收获，本质是农民向“土地管理者”（贵族）缴纳的“劳役地租”——贵族将公田收获的一部分“作为贡赋上缴给上级贵族或周王”，剩余部分归自己所有。例如，士将公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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