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仲壬的统治时光十分短暂。据《史记·殷本纪》记载，他在位仅四年便因病去世，享年38岁。关于他的死因，史学界存在不同推测——部分学者认为，他早年征战时落下的旧伤复发，加上长期操劳政务，导致身体垮掉；也有学者依据甲骨文卜辞推测，他可能感染了当时流行的瘟疫。仲壬去世后，被追谥为“懿王”，“懿”在古代谥号中意为“温柔贤善、行见中外”，这一谥号精准概括了他的品德与统治风格。
仲壬临终前，面临着王位继承的重要抉择。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他本可以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弟弟，或是自己的儿子，但他深知，商朝的继承制度需要从“兄终弟及”逐渐过渡到“父死子继”，才能避免长期因“兄弟争位”引发内乱。此时，伊尹等大臣也向仲壬进言，建议立商汤长子太丁的儿子太甲为继承人——太甲是商汤的直系长孙，血脉正统，且自幼跟随伊尹学习治国之道，具备继位的资质。仲壬深明大义，不顾部分宗室成员的反对，最终决定立太甲为太子，并留下遗诏，要求大臣们“辅佐太甲，恪守汤之遗训”。
公元前1580年，仲壬去世，太甲顺利继位。仲壬的这一决策，不仅避免了商朝早期的继承危机，更为“父死子继”制度在商朝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他的“大公无私”与“远见卓识”，成为后世君主的典范，被载入《尚书》《史记》等典籍，流传千古。
外丙与仲壬的统治，虽然都极为短暂（外丙三年，仲壬四年），却在商朝历史上扮演了“承前启后”的关键角色。从政治层面来看，他们延续了商汤的仁政，通过稳定民生、尊崇传统、重用贤相，巩固了商朝的统治基础，避免了商汤去世后可能出现的政权动荡。在那个王朝初建、制度未定型的时代，“守成”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贡献——外丙与仲壬没有贸然推行新政，而是在商汤制定的框架内稳步发展，既维护了统治的连续性，也让百姓逐渐适应了新王朝的治理模式。
从继承制度的演变来看，外丙与仲壬的继位，是商朝从“兄终弟及”向“父死子继”过渡的重要阶段。商汤时期，“父死子继”虽为理想模式，但因太丁早逝，不得不采用“兄终弟及”作为过渡；外丙、仲壬的相继继位，既遵循了“兄终弟及”的传统，又通过最终立太甲（太丁之子）为继承人，为“父死子继”制度的回归铺平了道路。这一过程，既体现了商朝统治者的灵活性，也反映了早期国家在制度建设上的探索——通过两代君主的平稳过渡，商朝最终确立了以“父死子继”为主、“兄终弟及”为辅的继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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