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姒廑，却在西河新都修建了一座“避暑别墅”——这座别墅位于黄河岸边的山丘之上，四周种植树木，内部设有“冰室”（储存冬季冰块，用于夏季降温），配备多名侍从，专门为姒廑提供清凉的生活环境。在天灾最严重的时期，百姓们在田野中挣扎求生，甚至有人因中暑倒毙街头，而姒廑却仍在别墅中避暑，未及时采取有效的救灾措施（如开仓放粮、组织百姓迁徙）。
百姓们对此极为不满，私下里讽刺姒廑为“廑”。“廑”在古文中有“狭小、吝啬”之意，百姓用这一称号，暗指姒廑“只顾自身安逸，不顾百姓死活”。尽管后来姒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下令开仓放粮、减免灾区贡赋，缓解了灾情，但“廑”这一称号却被后世沿用，成为他身上难以抹去的标签。
更遗憾的是，姒廑的功绩最终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一方面，他统治后期，夏朝已显现出衰落的迹象——随着土地兼并加剧，部分贵族开始拥兵自重，诸侯对夏朝的向心力逐渐减弱；另一方面，商朝的前身（商部落）在黄河下游逐渐崛起，其首领上甲微、报乙等积极发展势力，为后续取代夏朝奠定了基础。在商朝建立后，为了彰显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商朝史官在记载夏朝历史时，有意弱化了姒廑等夏朝君主的功绩，甚至对其进行抹黑。
此外，姒廑本人并未留下太多“标志性”的事迹——他没有姒杼“制甲胄、拓东海”的赫赫战功，没有槐“征九夷、定东疆”的盛世景象，也没有姒不降“禅位”的道德光环。他的功绩多体现在“守成”与“中兴”之上，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治理，虽对夏朝至关重要，却难以被后世铭记。
即便如此，我们仍需客观看待姒廑的一生：他临危受命，平定三苗之乱，为夏朝赢得数十年和平；他迁都西河，拓展疆域，推动王朝制度革新；他重视农业与文化，让夏朝在中期迎来中兴。尽管他有“避暑别墅”的争议，但瑕不掩瑜，他仍是夏朝历史上一位值得肯定的君主。正如近代历史学家王国维所言：“夏之亡，非廑之过也，乃时势使然。廑之治，承前启后，虽不显赫，却为夏室延命数十年，功当记之。”
姒廑的统治，如同夏朝历史上的一道微光——它短暂却明亮，在王朝从鼎盛走向衰落的转折中，留下了一段属于“中兴之主”的复杂记忆，也为后世解读早期华夏文明的治理智慧，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样本。